發達經濟體需求不振，正在影響亞洲和拉美大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增長，許多人指出，新興國家迎頭趕上的時代，已經走向了結束。大錯特錯！
正如我此前所指出的，新興國家實際平均收入向發達國家靠攏的趨勢，可能會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20年代。
這一過程始於20世紀的80年代，勢頭一直不減，只在1997—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略有衰退。靠攏的速度在2008—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及稍後有所加快：2008—2012年，人均收入增長率的總體平均差異，擴大到四個百分點以上，而20年前為兩個百分點。隨著發達經濟體的復甦（不管其勢頭多麼虛弱），增長差異可能再度縮小，也許會回到兩個百分點的水準，但仍以相當穩定的速度。
照此看，這決非新興市場｢派對結束」。在過去的這個夏天，柏南克暗示可能｢逐漸收縮」量化寬鬆政策，這在幾個較脆弱的新興市場引起了｢迷你危機」，從而導致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放出了｢派對結束」論。
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趨同過程，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｢趕超」增長。新興市場發展了進口和適應技術所需要的制度和技能基礎，比自主開發新技術容易得多。
趕超過程也存在於國家內部，勞動力從低生產率的農村活動，轉向高生產率的城市活動，各部門的低生產率企業，紛紛模仿更先進的國內同行。此外，在過去幾10年中，技術的轉移和擴散，也增加了外國直接投資，帶來了知識普及及技術革命，也增加了貿易，推進了金融市場全球化。
這些因素對於所有新興國家都適用。那麼，為什麼拉美經濟學家，對未來增長表示悲觀，而大部分亞洲經濟學家，儘管也承認需要進一步的結構性改革，但都堅信亞洲將繼續以較快的速度，與先進國家靠攏？
除了適用於所有國家的全球因素，快速趕超增長，還需要對實物和人力資本進行充分的投資。新製造技術和新產品或產品改良，往往包含在新機器和新技能中。2000—2013年，中國GDP中有43%被用於投資。新興亞洲（不含中國但包括印度）的同期水準，是28%，而拉美的投資比例，只有21%。
光是這一點就可以解釋獨樹一幟的中國、新興亞洲和拉美之間的差異。技能和教育的品質，無法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來衡量，但有充分的證據表明，拉美在技能積累方面，也落後于大部分亞洲國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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